中国绝密档案

（5）范美忠谈自己最看重的道德观 称自己也是高分低能

主持人：您觉得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人格是什么？

范美忠：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追求独立的精神，包括自由思考以及对知识，对学问，对真理的发自生命的热爱和探求。另外从做人来讲，不强调很高调的，因为老师都是人，他做到底线道德，说底线道德在有些人来看是挺高的道德，我认为，比如你做媒体反映真相，应该有勇气。做文科老师，在课堂上，教历史，教政治，应该说真话，不应该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应该是守住人性，如果是官员，不受贿，不行贿等等，我对这种道德观很看重，一个老师做到这方面就可以了，对对专制要敢于批判，在学问上坚持真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主持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应试教育的机制之下，很难能够诞生出大批量这样的老师。

现在莘莘学子新一轮高考刚刚结束，而且将有更多的学生继续走进大学这座象牙塔，您也是通过参加高考考进了北大，请您就中国的应试教育谈一谈您自己的看法。

范美忠：应试教育，本身考试对学生有一个评估，本来不是问题，所以有人说应试教育这个提法不对，我觉得还是对的，特指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因为教育本身有它独立的目的，高考本身是作为检测手段，当手段成为一种目标的时候，让教育整个过程本身丧失了意义，因为让教育每个过程变成了为遥远的目标准备，而不是人自身才能和天赋的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制度以及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渗透，是中国以及导致缺乏自由，这是中国教育最主要两个问题。这样以来，现在高考制度从原来全国统一命题变成各省命题，这种做法毫无疑义，因为对学生来讲，仍然只有一种考试评估方式，仍然是统一的考试，并没有多元的选择空间，所以我看了一下2008年四川省高考历史和语文题，它的考试方式、考试理念比92年也毫无进步。我认为要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是高考制度的变化，高考制度怎么变化？就像我的学生考国外大学，不需要经过高考，让各大学自主招生，把相关材料投递进去，由各个大学自己确定，只有这样才能给中学松绑。

第二，中国必须获得多元化发展空间，中国那么多学校，全国的中学、小学都是一样的，这么大的国家来讲非常可怕的，只有多远才能够提供思想和各种理念的相互竞争，培养出不同的人才，不同学校之间相互学习，不同的孩子还选择不同理念的学校，不同的老师或者校长有他探讨的自由和空间，教育方面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的积极性。因此总的来表述，高考制度必须变革，由统一的高考变成大学的自主招生。第二，中学的一元化的教育格局必须打破，变化多种教育理念和多种教育体系的进程。

主持人：您觉得文凭重要吗？

范美忠：现在社会是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需要人具备各方面的能力，而且人在现代社会先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凭意味着你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并且达到一定水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文凭很多时候不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的文凭的评估标准都出了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有很多是相当水的，所谓你招生就不对，比如北大考试招进来的，不代表你招进来的学生好，考试方式，最后发毕业文凭，通过的门槛本身有问题。中国大学由于体制的问题，中国大学老师很多是相当平庸的，像美国人家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高水平，写出那么多好的书，包括文科方面。像北大历史系那么多教授，根本没做出想要的东西，你的老师包括很多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很水的，中国文科很多博士生导师、教授可能比我的水平还差得远。开玩笑。像这样的话，作为中小学的教育并不好，人的天赋被扼杀，你到了大学之后，大学的培养方式以及大学老师水平又那么差，大学也缺乏活力的体制，并不是北大五四时代的北大，教授不拘一格，聘用高水平的人才，中国大学已经行政化，被行政控制。大学校长很多不是教育家，更多是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文凭本身本来应该是接受教育达到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现实状况，很难起到这样衡量作用，因此中国就出现了有很多人有文凭，比如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回过头来讲有很多人没有能力工作，并不见得是就业机会匮乏，而是缺乏能力。比如中国现在造大飞机，读了理工科出来，有本事设计波音飞机吗，没有本事，那么多失业，中国技术界落后各个方面，就说明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文凭还是严重不足的。

主持人：您觉得您的能力从何而来？

范美忠：我本身从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教育非常糟糕，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身的天赋扭曲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从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高分低能。后来我在某一些方面是有些能力，更多从我上大学有关系，但是我在很多方面的能力已经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的艺术方面的天赋，体育方面的教育包括自然科学，当然各个方面的教育，中国的教育理念包括教育方式存在很多在理念上，我以后会系统写文章写问题，包括理科教育、文科教育。由于这样的原因，虽然我通过非常勤奋的思考，阅读，我做文科老师或者做媒体人来讲，我还是有相当写作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包括教学理念比较先进，在中国相比起来，在文科老师当中比较好，但是我自身所具备的潜能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了。综合来说，我并不认为我是能力很强的人。

（6）范美忠：女儿，八级地震逃跑，爸爸并不丢人

主持人：说到教育，我知道您有一个女儿，知道您很爱自己的女儿，您觉得自己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范美忠：因为我个人对教育的关注，更多对中学阶段的关注更多一些，在婴幼儿阶段，比较小的阶段，因为我的妻子本人也是本科知识，她在看各种国外的婴幼儿教育理念的书，包括网上很多相关资料，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从我个人来讲，我肯定更关注她自由的天性，一个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有他的特点，不能拔苗助长，不能简单把自己的想法施加在她身上，根据他各个阶段研究她的教育能力，研究她的天赋和兴趣在哪里，让天赋和兴趣得到自由的发展，不会让我的意图强加在她身上，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在教育过程中，绝对不会用既有的观念和思维去束缚了她，更多的保留她的好奇心，并且让她不被常规的思维束缚，非常规的思维，这是最重要的，也许读了很多书，并不见得都有价值，但是非同寻常的思维，对她来讲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当您的女儿长大了，发现一个曾经在地震当中率先逃跑的爸爸，并且表示不赞同，你会怎么跟她说这个事情？

范美忠：当时8级地震情况下，缺少相关的训练和演习的情况下，8级地震逃跑并不是丢人的事情，在地震中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逃跑，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既然我的逃跑很多人表示理解，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有什么害羞，有什么见不得人，人的脆弱，人的软弱，并不是我一个人具有的。第二个，如果我的孩子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我现在教育孩子，不要求学生简单认同我的看法，我会跟她讨论，作为一个父亲，不要求我的女儿完全认同我的观念。

主持人：您觉得您女儿的出生给您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范美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我曾经写到我为我生活在中国痛不欲生，这句不夸张，我是个人意识很强，非常热爱自由，很人性化的人，这句话反过来说，中国极度地不自由，极度地抹煞个人，同时是非常不人性化的社会。很多思考问题不是从一个人本身来思考问题，总是从反人性的角度，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合作都是反人性，既然这样的话，我在中国十几年很痛苦的，包括中国的新闻不自由，中国的政治不自由，中国教育本身极度扼杀人的天性，个性自由，从我个人生命来讲，在现在这样的商业社会，现在的工业社会，强烈地感觉到生命的虚无，也就是我来自现代人切实的感觉。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是荒诞、虚无、冷漠。可是当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个生命给我带来神奇的改变，好像突然之间，我跟她在生命之间连接，一个新的生命让我感觉到很神奇，同时我对她的爱，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并不是没有目标的，同时并不是说仅仅只有冷漠而缺乏爱的状态，通过对她本身的爱，让我对生命生活变得更加正常，同时也影响到我对待世界或者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愤怒，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地阴暗地看待这个世界。

主持人：在您的地震博文当中，在女儿、母亲甚至妻子之间，您会选择去救女儿，对此您的母亲有没有表示过不理解？

范美忠：我一直在成都，我的老家在离成都两百多公里的地方，我并没有回去过。我的母亲本身对新闻不是很关注，我跟她没有交流。就我个人来讲，我估计如果她知道这个事情，她也会理解的。第一，我在现实生活中，对我母亲很好的。第二，从她本人来讲，让她自己来选择，她肯定赞同我的选择。不到一岁的新生生命，跟她之间，虽然很难划情感的区分，在这样危急关头，你愿意救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小婴儿，还是愿意救一个70岁的人。第二从能力来讲，我说这个话有前提的，是在生死一瞬间，不是说我有从容的时间把每个人都救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选择的空间，如果这样的话，我还存在救不就母亲的问题，肯定要救的。我意思是假设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没有写得那么细致，是因为我没有料到那么多人攻击我，不能写得那么周全。你要迅速做出反映，我的母亲和女儿都在家里，我母亲肯定来不及跑出去，因为年龄大了，不会跑得那么快，只有一个机会救一个人的机会，我救母亲肯定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毕竟是成年人，我的女儿不到一岁，抱着她，不太影响我的速度，我还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救我女儿。

主持人：您从小到大，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

范美忠：我出生在农村，而且是西部贫穷的农村。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文化，我自己家庭也挺贫穷的，相对来讲不算幸福的家庭，但是我自己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自身生命发展的欲望以及对生命的能量和天赋是挺高的。内在的天赋和自己的能量很高，包括我所在农村，长期十几年的时间在大自然当中长大，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性格，包括自由、可能从小跟我在农村的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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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美忠：我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我的跑无可指责

主持人：在我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当中，您有一而再地谈到自由两个字，有网友说您标榜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套，强调个人人权，但是也有评论称你这个是伪自由主义，称范美忠是混进了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对此，悉尼时报总编辑杨恒均说，在美国你连当一个教师的资格都没有，在这里想问一下，您出过国吗，对自由主义这四个字怎么看？

范美忠：关于说我在美国当教师的资格都没有，不知道有谁来定这个资格。我刚才强调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学校肯定不是豆腐渣工程，第二，肯定有地震预案进行演习，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由于我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肯定不会惊慌失措。这样的话不会出现惊慌失措逃走的状况，因此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在美国，豆腐渣工程不存在以及经常性救灾演习，我本身按照演习来做，不会冒生命危险，也不会惊慌失措，所以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说我是混进自由主义阵营的伪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谁是自由主义教主，谁有权利来确定别人是自由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谁有权利开除另外一个人出自由主义者，谁代表自由主义，谁的自由主义的界定是权威的，说明中国一帮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自由主义的风度和气度，他们是不是垄断自由主义者本身，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不信任的。

第三，我如何理解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你可以做和说，一切不妨碍他人最基本的，侵害他人自由权利的事情，只要这个东西不妨碍他人给你同样的自由和权利，其他都可以做，可以说，所以这种自由我有表达自由，有说的自由，有思考的自由，并不代表我不履行相应的义务，自由是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的界定，你跟其他人，你的自由权利的行使，如果侵害到了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这就是你自由的边界，那天在“一虎一席谈”的时候，郭松民说既然自由，我有骂你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的自由。他没有真正理解自由，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是不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是自由的边界，因为你已经侵害到他人的人格和权利。这就是对自由的理解。但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我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当时有逃跑的自由，我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当时我说我是追求公平的人，不是勇于牺牲的人，这句话是对学生的解释和讨论，当时放假的时候没有机会再见到学生，因为我平时对学生讲课讲自由比较多，讲人权，在学生心目中造成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是道德很高尚的人，是一个应该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而且非常勇敢的人，我那句话的意思，我虽然平时跟你讲自由，讲人权，其实自由和人权是自己的自由，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我自己的思想的自由，我自己的人生权利和我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并不是说我平时跟你讲这些，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为他人牺牲的人，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但是，有的人在读了文章之后，发生误读，认为我是自由主义，为这个讨辩。中国很多学校都是豆腐渣工程，当时我并不知道光亚学校不是豆腐渣工程，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生命受到威胁，当然有跑的权利。我之所以觉得我的跑是无可指责的，从职业道德上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有带学生的义务，没有冒死的危险去疏散学生的义务。有的人说，你看日本和美国人家也规定了老师在地震的时候必须疏散学生，我说美国老师在地震的时候疏散学生，会有死的危险吗，没有，美国老师疏散学生并不是他们多么高贵，多少英勇，是他们根本没有危险。恰恰是中国比如北川中学，如果疏散学生，几秒钟就倒塌了，完全死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几秒钟就倒塌，一个老师突然冲出去保护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前提。第一，这个房子必须不是豆腐渣工程，我不用担忧，倒下来把我压死。第二，有经常的地震演习，不至于在8级地震来的时候，哪怕房子不倒，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吓傻了，转到桌子上等等。这是制度问题，中国的制度没有得到保障。第二个问题，没有经常的地震演习。这两个条件，如果都不具备，再来指责我的逃跑，甚至认为我应该牺牲生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也组织学生撤退，这本身是苛求，不认同别人对我的指责。